試著回想你今天早上醒來之後的幾個小時。打開水龍頭，清澈的水流立刻湧出；按下牆上的開關，溫暖的燈光瞬間點亮；手機在你還沒完全清醒之前，就已經自動連上網路，替你整理好了一整晚的訊息。你走進捷運站，刷卡，車廂準時進站；你在午餐前點了一份外送，四十分鐘後，一個你從沒見過的人把熱騰騰的便當交到你手上。
而在你醒來之前，這座城市其實整夜都沒有睡。凌晨三點，變電所裡有人盯著儀表，超商的燈還亮著，清潔隊的車正在收你昨晚丟下的垃圾，某個機房裡的伺服器正在替你備份照片。這座城市從來沒有停過機，只是你很少在它醒著的時候醒著。
這短短幾個小時裡，你依賴了多少人？負責淨水廠值班、確保水質安全的人；調度電網、維持電力穩定的人；維護基地台、確保網路暢通的人；駕駛列車、精準控制時間的人；在廚房裡揮汗做便當的人；在車陣中奔波送餐的外送員，以及更多你連想都沒想過、藏在這些流程背後的無名英雄。粗略地算，可能有幾千個。而這幾千個人裡，你叫得出名字的，大概一個都沒有。
這件事其實很奇怪。一群互不認識的人，每天把自己的生活交到彼此手上，卻很少出事。上一章，我們停在一份紀錄離開寫下它的人、走進陌生人之間的那一刻；這一章，我想接著問：一群陌生人，到底靠什麼一起生活？
動畫電影《可可夜總會》裡有一條貫穿全片的規則，隱喻的可能不只是單純的思念。電影中提到：只要世上還有活人記得，亡靈就能在彼岸存在；一旦世上再也沒有人記得他，亡靈便會迎來真正的「終極死亡」。這聽起來像是一則溫馨而感傷的家族童話，但若我們將視角拉高，把「亡靈」置換成一張流通的鈔票、一條劃定疆域的國界、一份嚴謹的法律契約，抑或者是城市裡運作的任何一條規矩，你會發現這條規則竟驚人地一致。
這些抽象的社會建構——無論是貨幣的價值、法律的權威，還是各種社會規範——之所以能穩定存在，並非源於它們自身具備物理上的堅固性，而是因為有一群人持續地「記得」它們、集體地「承認」它們的效力。這種集體共識如同無形的支架，將虛擬的規則轉化為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準則。
然而，這種穩定性本質上是脆弱的。哪一天，當社會大眾集體遺忘，或是因為時代變遷、觀念更迭，選擇不再承認這些規則的價值時，它們就會像那些被遺忘的亡靈一樣，失去賴以維繫的靈魂。
這種從「被賦予意義」到「被徹底遺棄」的過程，某種程度上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文明中許多制度與文化結構的本質：文明既是我們親手創造的產物，也完全依賴於我們當下的意志存續。
這一章，我想從這件事拆起：一群陌生人，怎麼靠共同記得的東西蓋出一座城市；而這樣蓋出來的結構，最後又會長成什麼樣子、壓在誰身上。讀到最後你會發現，這件事離你比想像中更近，它就藏在你設計過的某一張報名表裡。
在一座城市裡，我們認識的人少得可憐
記得當時因為學校、工作與生活的安排，我已經超過一個月沒有回到家，獨自在一個沒有家人陪伴的陌生城市裡生活。
在那段期間，我深刻地體會到一種奇妙的孤獨感與自由感。儘管周遭沒有親友，也沒有任何熟識的人可以依靠，但我卻驚訝地發現，自己不僅能在那裡生存，甚至還能活得相當不錯。那種生活品質並非建立在人際關係的支撐上，而是源於一種更宏觀的社會契約。
我逐漸意識到，當我願意主動去理解並遵守這座城市的運作規則，無論是交通規範、公共秩序，還是各種社會運作的潛規則——這座龐大的城市機器，便會理所當然地成為我生存的後盾。它提供了一套穩定且可預測的架構，讓一個孤身一人的個體，即便在沒有任何社交連結的情況下，也能在水泥叢林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點，並獲得足夠的安全感與資源。這種「只要守規矩，城市就會支持你」的體驗，讓我對現代都市的運作邏輯有了進一步的認知。
演化人類學家 Robin Dunbar（1992）曾經提出一個後來很有名的數字：依照人類大腦新皮質的大小推算，人類能穩定維持的群體大約是一百五十人。這個數字後來常被理解為，一個人大約只能同時維持一百五十段穩定的人際關係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鄧巴數」（Dunbar’s Number）。超過這個數字，大腦的認知負荷就會超載，我們就記不住誰是誰、誰欠誰人情、誰值得信任。人類在漫長的演化史裡，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這種規模的群體裡：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，信任來自於長期的互動與記憶。那是一個「熟人社會」，如果你背叛了某人，全村的人都會知道，這種社交壓力與口碑效應，成為了維繫秩序的最強黏著劑。
然而，現代城市的興起徹底打破了這個社交上限。在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口的都市中，我們每天與無數人協作，卻僅與極少數人相識。
這種轉變是前所未有的：在超市購物時，我們信任生產者與檢驗標準；在辦公室裡，我們依賴職位分工而非私人交情；在馬路上行駛時，我們遵循交通號誌，而非根據駕駛的性格判斷安全。我們學會了信任陌生人的專業，卻無需認識他們的臉孔。
這就引出了一個看似簡單，其實深不可測的問題：一群彼此不認識的陌生人，到底是怎麼一起生活的？為什麼我們不會在數百萬人的碰撞中陷入混亂？
答案的一部分，是一種信任的轉移——我們不再依賴「人與人的情感」，而是依賴「制度與系統的可靠」。
在原始部落中，信任是「點對點」的，建立在共同經歷的歲月上；而在現代都市裡，信任變成了「點對面」的，我們信任的是法律、合約、品牌與社會規範這些抽象的系統。當我們走進一家餐廳，我們信任的是衛生局的評級與品牌的信譽，而非廚師個人的道德。
正因為這份隱形的連結，我們才能在數百萬人的擁擠中，依然保有屬於自己的秩序與自由。這種「非個人的信任」將人類從鄧巴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，使我們得以構成更龐大、更複雜的文明共同體。我們不再需要認識每一個人，因為只要我們共同信仰同一套遊戲規則，陌生人之間也能編織出細密而穩固的社會網絡。
可是，「共同信仰同一套遊戲規則」這句話，說起來容易，仔細想卻很奇怪。一條規則既摸不到、也看不到，它到底放在哪裡？一群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，又是怎麼剛好信了同一套東西？如果鄧巴數告訴我們，人的腦袋記不住太多人，那這些規則，又是怎麼被這麼多人同時記住的？有一位哲學家，花了幾十年在想這件事。
一張紙為什麼會是一百元
美國哲學家約翰·瑟爾（John Searle）花費了數十年的光陰，試圖拆解一個看似簡單卻深邃無比的謎題：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世界，究竟是由什麼構成的？他在 1995 年出版了《社會現實的建構》（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），隨後於 2010 年推出了《社會世界的創造》（Making the Social World），後者的副標題——「人類文明的結構」（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）——更是一語道破了他研究的核心志向。
瑟爾的哲學思考，常常是從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開始的
舉個例子，你皮夾裡那張一百塊錢的鈔票，如果只看物理層面，它其實就只是一張印了圖案、纖維交織而成的紙而已。這張紙的長寬、厚度、重量，甚至它的化學成分，在瑟爾的定義裡，都被稱為「原始事實」。這些事實是不會因為人的想法而改變的，不管人類在不在、也不管我們認不認可，這些物理上的特性就只是客觀地擺在那裡，誰也無法否認。
然而，「這張紙是一百元」這件事，卻屬於截然不同的範疇。它並不隱藏在紙張的纖維結構裡，也不存在於油墨的分子排列中，它只存在於我們彼此的共識之中。瑟爾將這種事實稱為「制度事實」（institutional facts）。為了精準捕捉這種現象，他提出了一個極簡卻強大的公式：
X counts as Y in the context C
我習慣將其轉譯為：「在脈絡 C 裡，X 被當作 Y」。
瑟爾將這類規則稱為「構成規則」（constitutive rules）。在我看來，這更像是一種集體的「認定」：在特定的情境下，我們共同賦予某樣東西另一種身分
一張由中央銀行發行的紙（X），在台灣這個脈絡（C）裡，被當作一百元（Y）
一個亮起的紅燈（X），在車水馬龍的路口（C），被當作「停」的指令（Y）
一張寫滿姓名與數據的普查表（X），在美國國會的議事廳（C），被當作分配席次的法律依據（Y）
瑟爾曾舉過一個極具詩意的例子：想像一個遠古村落，人們為了標示領土，在四周築起了一道高牆。歲月流轉，牆體逐漸傾頹，最終只剩下一排散落在荒草間的碎石。
從物理功能來看，這排石頭早已無法阻擋任何入侵者，它的防禦價值已然消失。然而，只要村人與鄰近部落依然承認「這排石頭是邊界」，它就依然是邊界。支撐這道邊界的，不再是石頭的高度，而是來自一群人的共同承認。
紀錄本身，或許只是冷冰冰的原始事實；但它是否具備效力，全看有沒有一群人持續地承認它。
瑟爾認為，社會制度之所以能成立，關鍵在於一種「集體意向性」的心理機制。簡單來說，這不是因為你一個人覺得這張紙值 100 元，而是因為「我們大家都」這麼認為。
你之所以願意收下這張鈔票，是因為你相信下一個人也會收；而下一個人會收，也是因為他相信再下一個人也會收。雖然我們彼此互不認識，但這種「大家心裡都有數」的共識，就是支撐整個社會運作的基礎。
在 2010 年的著作中，瑟爾將這個概念推向了更細緻的層次。他主張，人類所有的制度現實，幾乎都是由一種特殊的語言宣告所創造的，他稱之為「地位功能宣告」（Status Function Declarations）。
當我們說出「會議開始」或是「這張紙值一百元」時，這句話一出口，社會規則就生效了。更有趣的是，現實生活中很多時候根本不需要開口：我們只是在心裡默默認同，把紅燈當作停、把紙鈔當作錢。這些心裡的默認，其實和公開的宣告是一樣的道理。
這讓我想到了記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所以我稍微多想了一下：就感覺其實一個人內心所認定的事，說穿了就是一段腦海中的記憶。
如果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那排石頭是界線，那不過是我自己想出來的，哪天我忘了，這界線也就沒了。
但如果十個人、一千個人，甚至一百萬個人都同時記得那道界線，那麼這段記憶就不再只是個人的事了，它會變成一種共識，成了大家都能共同依賴的基礎。
更奇妙的是，一個結構一旦穩固，便能成為下一個結構的基底：紙被當作錢，錢被當作支付，支付被當作履行合約。
我們的世界，就是這樣一層一層，用無數人同時記得的東西堆疊而成的。換句話說，如果第一章談的是個人如何將記憶託付給外在載體，那麼瑟爾所描述的，就是一群人如何將記憶存放在彼此之間。城市裡的陌生人不必認識對方，只要記得同一套規則，就能進行複雜的合作。那套被共同銘記的規則，正是城市真正的地基。
此外，制度事實從來不只是客觀的描述，它們具有強大的驅動力。瑟爾指出，一旦某個東西被承認為 Y，它就會隨之帶來一串「義務性權力」（deontic powers）：權利、義務、許可與責任。一張紙被承認為一百元，你便擁有了購買的權利，店家則負有收受的義務；一個人被承認為警察，他便擁有了執法的權利，你則負有停下車輛的義務。
這讓我回頭想到第一次設計報名表時的體驗。
看到瑟爾的研究之後，我才發現，自己在辦活動、設計報名表時，決定要有哪些欄位、誰能參加，其實就是在做一次「宣告」（declaration）。表單一發出去，這些宣告就變成大家看得到、也會照著走的東西：填完表的人被當作報名成功，報名成功的人被當作參加者，參加者可以進場、可以領名牌，主辦方則得替他們準備位子和餐點。一群本來互不認識的人，就這樣照著同一套規則，一起把一場活動辦了起來。
辦活動或許就像一場煙火，結束了大家就散了，結構也就沒了。但城市不一樣，它每天被這麼多人共同記憶著，穩固到我們平常根本沒感覺。我們就這樣在城市裡生活了很久，直到某一天，城市因為某些事件突然劇烈地晃了一下，我們才驚覺原來這座城市也會移動。
壞掉的時候，城市才被看見
我們平常很少注意到這些「既定的規則」，往往是因為它們運作得太順手了。通常只有在這些東西突然壞掉或停擺時，我們才會驚覺，原來自己一直以來都依賴著這麼多隱形的基礎在生活。
然而，這座看似永不停機的城市，也會有停擺的一天。
2017 年 8 月 15 日，午後四點五十一分，桃園大潭電廠的天然氣供應毫無預警地中斷，六部發電機組相繼跳脫，全台電力供應驟減一成。
為了避免電網崩潰，系統被迫啟動緊急保護機制，全台多處停電。隨著夜幕低垂，從傍晚六點到晚上九點四十分，全台進入分區輪流限電。許多路口的紅綠燈接連熄滅，交通一度混亂，不少店家提早拉下鐵門。那個晚上，全台各地輪流陷入黑暗。
如果那天傍晚你剛好走進一家便利商店，大概會看到一個很少見的畫面。平常永遠亮著的招牌暗了，冷藏櫃不再發出嗡嗡聲，收銀機的螢幕一片漆黑。根據當天的報導，有超商店員只能拿出紙筆，一張一張用手寫開發票；7-ELEVEN 則有大約九百家門市暫停販售冷藏商品。
我們平常在超商裡做的每一件事，其實都是一次認定：一個條碼被當作一個價格，一次感應被當作一筆付款，一張從機台印出來的單子被當作一筆已經繳清的帳單。
那天傍晚，雖然電力中斷，導致收銀機無法運作，但店員和客人都還記得交易的規則：拿了東西要付錢，付了錢就能帶走。在停電的昏暗店鋪裡，大家只好用回最傳統的方式：用紙筆記帳、用現金交易。靠著彼此的一點耐心與信任，大家還是順利完成了交易。
那天真正停掉的，其實只有電。紙鈔還是紙鈔，一百元也還是一百元，店員依然是店員，客人依然知道拿了東西就該付錢。瑟爾所說的那些「制度事實」——比如貨幣的價值、交易的約定、社會的角色分工——其實一條也沒有消失，也沒有因為停電而受到影響。
我們總以為自己在超商裡做的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：拿東西、付錢、走人。直到那台收銀機黑掉，我們才發現，這件簡單的事底下其實壓著一整疊東西：電網、網路、發票制度、金流、物流，還有一群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。那一整疊東西平常完全不需要我們去記得，它安靜到讓我們以為它不存在。
換句話說，一個結構真正住的地方，是人的記憶；而電線、螢幕、收銀機，只是替我們承載這些記憶的載體。載體壞掉的那一刻，結構並沒有跟著消失，它只是突然失去了身體。這時候，人們會本能地退回更古老的載體：一張紙、一支筆、一個手勢、一句「沒關係，我先幫你記著」，用自己的身體，暫時把結構接住。我覺得這是那天晚上最值得被記住的地方：一整座城市在沒有電的幾個小時裡，證明了它的秩序其實不是存在電線裡，而是存在人與人之間。
這種「平常看不見、壞了才看見」的感覺，其實早就有人研究過。社會學家 Susan Leigh Star 與 Karen Ruhleder（1996）追蹤過一套替生物學家打造的線上協作系統，它在技術上幾乎挑不出毛病，卻始終很少人用，因為它和研究者原本的日常怎麼樣都接不上。他們因此提出：與其問「什麼是基礎設施」，不如問「什麼時候，它才成為基礎設施」。答案是，當它融入日常、被當作理所當然的時候；而這樣的東西有一個特性：平常隱形，壞了才被看見。
他們也觀察到，每一層新的基礎設施，都得建立在舊的那一層上面，這和瑟爾說的「結構一層疊一層」剛好對得上。一台收銀機底下，有電網、網路、發票制度，還有一整套大家都遵守的交易規則。815 那天，最底下的那一層出了問題，上面那些靠電運作的功能就跟著停擺；可是那些認定本身，並沒有跟著倒下。
不過，隱形只是故事的一半。科技研究學者 Steven Jackson（2014）提醒我們，換一個角度看，同一套基礎設施其實從來沒有隱形過。
他主張我們應該練習一種「破碎世界的思考」（broken world thinking）：不要只把目光放在新的發明和閃亮的創新上，而是承認這個世界本來就一直在磨損、故障、崩壞，而讓它還能運作的，是無數場不起眼的修補。對使用者來說，電網只有在停電的那一刻才存在；可是對每天巡線、維修、調度的人來說，它每一天都在那裡，每一天都可能壞掉。
那天晚上，讓電力一區區恢復的，是電廠、調度中心和變電所裡，那些我們叫不出名字的工作人員；在昏暗店鋪裡，一張張手寫發票的，也是一群我們不認識的店員。
這種「修補」並沒有在那晚結束。到了 2022 年 3 月，台灣又發生一次大停電。這一次，有超商業者向媒體表示，多數門市已經備有不斷電系統，停電時仍能維持營業。我無法確定這是不是 815 留下的教訓，但它讓我看見另一種可能：一個系統在經歷過震盪之後，不一定會變回原樣，也可能被修補得更穩固一些。
其實在每一天的日常裡，讓電力持續輸送、讓交通號誌正常運作、讓社會運轉下去的，也正是這群默默修補的人。
這讓我想到自己辦活動的經驗。
很多人在參加我辦的活動時，大概就跟我自己參加別人的活動一樣：晚上 show up，經過很多環節、聽了很多分享，然後就這樣回家了，甚至不見得會記得自己到底聽到了什麼。
但事實上，每一場活動背後都有非常多安排要做。包含要敲定餐飲、空間、座位、冷氣空調和現場動線設定，還要談妥所有的合作；rundown 要排好，事前要跟講者確認各項細節，還要編列預算等等。
籌備活動時，那些瑣碎又看不見的工作，其實才是活動成功的關鍵。可惜的是，大家通常都把這些視為理所當然，除非出了什麼意外，否則幕後人員的努力很少被注意到。但正是因為有這些默默的堅持，活動才能順利在聚光燈下登場；這種不被察覺的專業，或許就是幕後工作者最穩定的底氣。
有人記得你，但你不記得他們
電廠和變電所的工程師，其身影往往隱沒在遠方的基礎設施中，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隔著遙遠的距離，彷彿是永不交集的平行線。然而，維持這座城市運轉的關鍵力量，其實並非全數隱身於遠方，許多人就站在我們觸手可及的地方——比如那台收銀機的後面、大樓的櫃檯前，或是穿梭在巷弄間的機車上。我們每天與他們擦身而過，卻往往從未真正「看見」過他們。
這揭示了城市中一種很奇特的不對稱。雖然社會的運作依賴於一套共同的認知架構，但這份「記憶」的分配並不平均。有些人肩負著龐大的記憶負荷，而另一些人則幾乎無需記憶。你或許未曾察覺，但那些為你送餐的騎士，可能記得你大樓的門禁密碼、你的樓層以及你的取餐習慣；大樓管理員記得你的作息，甚至記得你上個月寄放的包裹；巷口便利商店的店員，能在你開口前就準備好你慣喝的咖啡。他們記得你的一切，而你，卻可能連他們的名字都叫不出來。我們在台北的生活體驗中，雖然能認得早餐店老闆或管理員的臉孔，卻往往止步於此，難以建立深層的連結。
這不是誰的道德過失，而比較像是城市系統設計的邏輯：為了便利，系統把記憶的重擔，傾斜地分給了服務別人的人。
城市之所以運轉順暢，某種程度上正是建立在「你可以不必記得任何人」的前提下。
然而，這種便利是有代價的。當我們習慣了被記住，卻選擇性地遺忘服務者，我們便容易產生一種錯覺，以為便利是自然而然的產物，以為這些勞動並不存在，甚至以為把他們換成機器，生活也不會失去什麼。
社會學家 Star 與 Anselm Strauss（1999）曾經研究過一個悖論：為什麼有些工作，做得越好，就越顯得「隱形」？
清潔、維修、照護、客服等工作，其共同特性在於「當它們被完美完成時，什麼事都不會發生」。地板乾淨、電話暢通、訂單無誤，這些理所當然的穩定，掩蓋了背後的勞動。我們往往只在這些系統「出錯」時才注意到它們的存在。這形成了一種規律：一份工作的社會價值，常常與它被看見的程度成反比。 越是讓一切順利運轉的人，越容易被視為背景板；基礎設施唯有在崩潰時才被看見，而維持這些設施的人，則往往在缺席時才被想起。
此外，這種記憶機制已不僅限於人際互動。你使用的外送 App 記得你的地址與口味，超商會員系統精確記錄你的消費頻率。這些系統比騎士與店員記得更多、更久，且永不遺忘。我們正處於一個被大量數據「記得」，卻鮮少主動「記得他人」的尷尬位置。
這些系統背後，連接著日益龐大的結構。瑟爾曾指出，結構是層疊而上的：紙張演變為貨幣，貨幣演變為支付。同樣地，電網之上覆蓋著資料中心，資料中心之上架構著平台，而平台最終支撐起我們每日的生活。
現代城市的便利，某種程度上建立在「勞動者的隱形」與「記憶分配的不對稱」之上。 我們在享受結構帶來的順暢時，或許也該提醒自己，別把這一切看得太理所當然。當結構不斷擴張、層層堆疊，我們若持續忽視那些維持運轉的真實個體，終將面臨一個問題：當一個結構大到讓我們徹底忘記了「人」的存在，這座城市的性質，是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質變？
結構的重力
815 那個停電的晚上，讓我們看見了一套藏得很深、安靜地托住生活的結構。然而這幾年，我越來越常感受到另一種結構：它不藏，也不安靜，反而大得讓人無法忽視，而且還在快速長大。
今天的 AI 產業，幾乎像是一場比賽誰蓋得最快的競賽。根據分析師彙整的財報指引，Google、Microsoft、Meta 與 Amazon 四家公司，2026 年預計投入的資本支出合計約七千二百五十億美元，比前一年多了將近八成，大部分用來蓋資料中心、買晶片、接電網。這些結構需要的東西很具體：土地、電力、水資源，還有人類數千年累積下來的文字、圖像與聲音。
市場研究機構 TrendForce 估計，全球資料中心的用電需求今年將成長約三成，電網供給跟不上的缺口在 2028 年之後會明顯擴大。在台灣，資料中心目前的用電只占全台大約百分之零點五，但因為高度集中在北部都會區，已經開始對區域電網帶來新的壓力。
結構一旦大到某個程度，就會像天體一樣產生重力，把周圍的東西拉向它：電力要先供給誰，土地要先蓋什麼，誰的作品被收進去當訓練材料，誰的工作被它取代。一開始，我們只是一起記得同一套認定，蓋起一個讓生活更方便的結構；可是當它的重力大到某個程度，就開始擠壓那些原本讓它成立的人。
今年上半年，我有幸在幾家深耕算力基礎設施領域的新創公司實習，這段經歷讓我得以從內部窺見這個行業運作的真實樣貌。坦白說，當時的感觸有些深刻，也讓我對科技產業的本質有了更為審慎的思考。
在機房的世界裡，「永不停機」不是形容詞，而是寫進合約的承諾。服務要維持幾個 9 的可用率，意思是一整年裡能停下來的時間，只能用分鐘計算。可是機器不停，是因為有人不能停：半夜被告警叫醒的工程師、停電時手寫發票的店員、旱季裡讓出水源的農民。一座永不停機的城市，靠的是一群不能停下來的人。
在日常工作中，我們除了向客戶推廣高效的雲端租賃服務外，或許也在無意間傳遞了一種關於「便利」的願景。我們常強調算力能如何協助解決複雜難題，讓數據處理變得更為順暢，彷彿這些技術應用能為用戶帶來極大的便捷。然而，這份流暢體驗的背後，其實也包含了許多團隊在技術與維運上所投入的努力與心力。
為了維持這種極致的便利性，後台的維運與研發團隊必須保持全天候的警戒。那種對時效性的極致追求，甚至比許多傳統服務業更為嚴苛——因為在算力供應的世界裡，幾毫秒的延遲都可能被視為不可接受的失敗。我們在打造這座宏偉的技術結構時，往往因為過於專注於細節的優化，而不知不覺地成為了這套龐大結構中被精密校準的「零件」。
隨著實習工作的推進，內心的矛盾感日益強烈，我不禁開始反思：我們親手構建的系統，為什麼反過來要求我們配合它的節奏？當我們為了追求效率而不斷犧牲生活品質時，我不免懷疑這個系統的初衷：它究竟是為了讓人更自由，還是只是為了讓效率本身不斷提高？
這不禁讓我開始思考：這真的是我們所渴望的未來嗎？如果科技的進步是以消耗人的主體性為代價，那麼我們所追求的「便利」，是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束縛？這些問題至今仍盤旋在我的腦海中，提醒著我在面對技術狂熱時，必須保持一份必要的冷靜與謙卑。
結構的形狀決定了資源的流向。
前面我提到，自己第一次設計報名表時才發現，決定欄位、決定誰能參加，本身就是一次宣告。
你我其實每天都在共築這個結構，只是規模沒有很大；然而那些大到會產生重力的結構，也是像我們平常在筆記本中構築出來的小小結構那樣，一個欄位、一條規則、一行程式碼，一層一層蓋起來的。
如果把《文明》想像成一次拆解，上一章拆開的是最底層的那一塊：一個人的經驗如何被寫下來。
這一章往外走了一步，拆開的是結構：我記得、你記得，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共同記得同一套認定，就長出了一個可以一起生活的結構。可是一個結構要長成什麼樣子，從來不只取決於大家記得什麼，還取決於是誰在蓋、用誰的材料蓋，以及誰被排除在這個結構之外。
下一章，我想追問這件事：我們現在所運行的結構，到底是誰的結構？
誰可以參與這個結構，誰不能參與？而那些被寫進程式碼裡的規則，又是誰決定的？這場追問，或許正是我們從結構中把主體性拿回來的第一步。
參考來源
Searle, J. R. (1995).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. Free Press.
Searle, J. R. (2010). Making the Social World: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. “Social Ontology.” 連結
Dunbar, R. I. M. (1992). Neocortex size as a constraint on group size in primates.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, 22(6), 469–493.
Star, S. L., & Ruhleder, K. (1996). 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nfrastructure.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, 7(1), 111–134. 連結
Jackson, S. J. (2014). Rethinking Repair. In T. Gillespie, P. J. Boczkowski, & K. A. Foot (Eds.), Media Technologies: Essays on Communication, Materiality, and Society (pp. 221–239). MIT Press.
Star, S. L., & Strauss, A. (1999). Layers of Silence, Arenas of Voice: The Ecology of Visible and Invisible Work.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, 8, 9–30.
Pixar (2017). Coco（《可可夜總會》）.
PanSci 泛科學，〈815 全台大停電，你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〉。連結
ETtoday（2017 年 8 月 15 日），〈店員哭哭！超商停電用手寫開發票 9百家小7暫停賣冷藏商品〉。連結
維基百科，〈八一五全臺大停電〉。連結
Yahoo 奇摩新聞，〈台灣近十年大停電回顧：紅路燈停擺、貓纜停在半空中、點蠟燭釀火災〉。連結
Tom’s Hardware (2026, April 30). “Google, Microsoft, Meta, and Amazon capex spending to hit $725 billion in 2026, up 77% from last year.” 連結
聯合新聞網（2026 年 9 月 16 日），〈估 2026 年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需求年增 31% 估電網供應缺口自 2028 年擴大〉，引述 TrendForce 研究。連結
報導者，〈【實際用電規模盤點】台灣資料中心用電壓力大？全球 AI 熱潮下的區域電網新挑戰〉（引用台電資料）。連結
NOWnews（2022 年 3 月 3 日），〈全台大停電1小時！超商量販這招拼了：發票改開手寫收據〉。連結
聯合新聞網（2021 年），〈全台一期停灌逾7.4萬公頃20年來最多 總補償金破70億元〉。連結
關鍵評論網（2020 年），〈水情吃緊桃竹苗水稻收成前被「停灌」，農委會提「史上最優」補償但農民不捨心血成堆肥〉。連結
立法院報告，〈因應乾旱調度農業用水予工業使用與現行法規未盡相符…〉。連結